关于姓名，中国古代有一种特殊的礼仪风俗——避讳，就是避免直呼君主或尊长的名字。前者称为君讳，又称公讳、庙讳;后者称为家讳，又称私讳，即避讳父名和祖名。
避讳制度大约起源于周代，秦汉以后日趋严格。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，将楚地改为“荆地”。汉代吕后名雉，于是文书上用野鸡代替“雉”字。汉光武帝刘秀，则把“秀才”称为“茂才”。司马迁的父亲名谈，故他在《史记》中改张孟谈为张孟同，赵谈为赵同。因宋仁宗名赵祯，“蒸”字不能用，如蒸包子只好说成“炊包子”。宋高宗赵构则更甚，凡沟、购、够、垢等50余字都不准使用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此种风俗更尤为流行。社交时必须彼此了解家讳，不然言谈中一旦触犯，那就严重失礼了，被触犯者则要避席疾走，以免对方尴尬奚落。
南朝宋史学家范晔，因为父亲名泰，便辞去了太子詹事的职务，连官也不做了。宋朝刘温叟因父名“岳”，故终生不游五岳名山，不听丝竹音乐。徐绩因父名“石”，所以从来不用石器，不碰石头，即使过石桥也要人背着。钱良臣的儿子为避讳父讳，凡遇“良臣”二字一律改作“爹爹”，有一次竟将《孟子》中的“古之所谓良臣，今之所谓民贼也”，读作“古之所谓爹爹，今之所谓民贼也”，结果被父亲痛打一顿。有个学生在私塾里读书，因他父亲名谷，每遇到“谷”字时，都改读为“爹”，如读到《管子·牧民》“积于不涸之仓者，务 五谷也”，“五谷”念成“五爹”，读到刘禹锡《上杜司徒书》“百谷之仰膏雨”，“百谷”念成“百爹”。同窗听了，取笑他道：“你一会儿‘五爹’，一会儿‘百爹’，到底有多少个爹啊?”
相传宋朝的田登做了州官，非常忌讳别人触犯他的名讳，因此凡是与登同音的字，都不能说，他仗着官势，要老百姓都避他的讳，这么一来，整个州里皆呼灯为火，“点灯”也说“点火”。可巧，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官府照例要出告示，准许百姓放灯。因那“灯”与“登”同音便不直书，布告上只好写了：“本州依例，放火三日”。老百姓一见这个布告，无不气愤，一齐怒道：“这真是‘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!”’
五代冯道，历朝为相。有一次，他命一个门客讲《道德经》。门客想这是犯讳的，就连称：“不敢说，可不敢说，非常不敢说。”冯道听了也不觉笑倒。原来《道德经》起首第一句就是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连犯冯道的讳。
为了避他人所讳，还有自改姓名的。北齐有个熊安生，去见和士开与徐之才，因为徐之才的父亲名雄，而和士开的父亲名安，他遇到了“双讳”，实在没法躲避了，于是就自称“触触生”，似乎是无奈之举。明末有个湖广巡抚宋一鹤，去参见总督杨嗣昌，因为杨父名鹤，为避讳计，他就在名帖上写上“宋一鸟”。
避讳之事盛行之时，碰上了该讳的只好绕道走。为避汉文帝刘恒之讳，月里姮娥改为嫦娥;唐代诗人李贺就因父亲名“晋肃”，而不得参加进士考试，年仅27岁便郁郁而死。有人因为父亲名“著”，便不任著作郎的官职，因为父亲名“会”，便不任会稽内史的官职。避家讳有两种方式：一是以同义字代，如宋洵在他的文集里只有“引”字，没有“序”字，《序》和《引》都是一种文体，以“引”代“序”，就是为了“避家讳”。二是缺末笔，《红楼梦》在第二回时提到林黛玉写“敏”字缺末笔的细节，为的是她的母亲叫“贾敏”，不是她粗心大意写错别字，可见避家讳也反映到小说领域里。
在讳名上也有个别相反的趣事。宋时有个徐申为常州知府，很讳言其名。属下有个县令申报地方情况，一连三次报告均未见批复，他不畏上，亲自到知府去见徐申。徐申一听说县令来见非常恼怒，责问道：“你身为县令，难道不知道上司的姓名吗?”这县令不以为然，事前早有准备，心想你休拿讳名说事，用大声辩道：“我申报的事到府不理，便申监司，监司不理，便申户部、申台、申省，申来申去，非到申死不止!”县令打算逐步升级，看你们谁解决，徐申听到这，也拿他没了办法，只好一笑了之。
在南北朝时，对一些时尚的字可以通融，或故意不避，这是避讳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，当时流行二言之名喜用“之”字，而且世代相袭，比如王羲之一家，不以“之”避家讳，王羲之有子玄之、凝之、操之、献之，而微之又有子桢之，献之有子静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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