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位陈先生上初中时就对中国姓氏文化感兴趣，他通过查阅书籍，翻看家谱，游历各地，收集姓氏，现今收集2万个，包罗万象，无奇不有，数字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、九十、百、千、万、亿都是姓。某政法大学有个“名人”名叫第五念东。“第五”是他的姓，他的祖先是曾经跟随荆轲去行刺秦王的勇士，荆轲刺秦失败后，随行的五位勇士为了躲避秦兵的追杀，他们分别改姓为“第一”、“第二”、“第三”、“第四”、“第五”。第五念东就是第五氏的后代。
数字都成了姓氏，名字中出现数字，就谈不上新鲜了。有句熟语叫“张三李四”，那当然不是实指哪一个人。在人的名字中，用数字代称呼的，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不难找到。明代中叶农民起义军首领刘宠排行第六叫刘六，其弟叫刘七，清朝甘肃撒拉族人民起义首领姓吴系八月生人，叫吴八月，乾隆年间，江宁有个将军叫八十六，嘉庆年间广西有个提督叫九十。
清初抗清义军首领，山东栖霞人，名孟熹，自称于七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冯特民又叫冯一。
据吴晗先生讲，明太祖一家原来都以数字命名的，上行下效，风靡一时。
平民百姓上不起学，也不必起个学名，只按排行第几的数，或是父母年龄合计一个数儿，就当名字了。清人俞樾在《春在堂随笔》中写道：“无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，而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……如夫年二十三，妇年二十二，合为四十五，生子或为五九，五九四十五也。”这种习惯也影响到我们一些少数民族，藏族有些人就用孩子出生时其父或母的年龄作为孩子的名字，如‘西吉’，藏语是四十一。”
有个民俗歌唱道：“王老五啊王老五，说你命苦真命苦，白白活了三十五，衣裳破了没人补。”那个“王老五”是个艺术的虚构。现代有位农民诗人王老九，原名叫王建禄，排行第九，人称王老九，他的诗颇受农民欢迎，人们赞道：“王老九，硬骨头，编得一口顺口溜，要是住了口，大伙发忧愁。”
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原名是仲揆。他14岁时从乡下到省城武昌报考官办的高等小学堂。由于心情紧张，在填写报名登记表时，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，写了“十四”两个字。他发现填写错后，急中生智，把“十”字加上几笔改成“李”字，可是“李四”这个名字不好听，也没多大意义，正在为难之际，抬头看见中堂挂着一块匾额：“光被四表”，于是灵机一动，在“李四”后加个“光”字，这就改成“李四光”了。从李仲揆变成了李四光，古人说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后来李四光的事业成就果然光芒四射。他在国外留学，亲身感到中国人受尽歧视的耻辱，产生了很强的民族自尊心。在上课时，有个学生叫他MR李，一连叫了几声，李四光很反感，没理他，听他老叫，就板起脸来问那个学生叫谁?那个学生说：“叫你。”李四光说：“你可以称我老李、小李或阿狗，阿猫，但是我不准你叫我MR李。”
在小说界，有位作者名唤“二月河”，人们都认为他的这个名字可是个谜。二月河，原名凌解放，1945年农历九月生于山西省昔阳县。当时，人们正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和上党战役报捷、家乡获得解放的欢乐之中，当地人自然十分兴奋，而凌家得子，父亲凌尔文给新生儿起了一个名字，叫“凌解放”。“凌解放”与“临解放”谐音，带有盼望和迎接解放的意思。
凌解放年满40岁时，正式出版历史长篇小说《康熙大帝》第一卷时，首次使用了笔名二月河。为什么想用二月河为名呢?他所创作的是长篇历史小说，而本人的名字叫凌解放，一个是历史，一个是现代，二者之间有点不协调，于是想改用一个笔名。那么，用什么笔名呢?想来想去，还是打算顺着“凌解放”这名字的意思找思路。凌者，冰凌也;解放者，开春解冻也。嗳，不正是人们看到的二月河的景象吗?
二月河可特指母亲河——黄河。凌解放出生在山西昔阳，地处黄河之侧。后随父母在河南南阳定居。他取笔名二月河，是提醒自己不要数典忘祖。
还有一层意思，是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明媚春天。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，正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而起步腾飞的。他解释说，自己的原名和笔名本身就是个谜语，二月河是谜面，凌解放是谜底。有人说，二月河之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一名作家，是因为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绝妙的笔名。应该说此说有一定道理，但不全是，毕竟书本身是决定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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