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于汉代开始传入我国，魏、晋、唐、宋时期盛行。这期间，人名中佛教用语很常见，如六朝时文学家王僧虔、王僧佑，均用“僧”命名。唐代诗人王维，字摩诘，摩诘是释迦牟尼在世时的大居士，传有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王维以“维”为名，以“摩诘”为字。随着佛教的传入，印度梵文中的大量词语为汉语所吸收，也渗透到人名中来。如佛、菩萨、罗汉、塔、金刚、如来、慈悲、刹那、袈裟、僧、伽蓝等等。辽时道宗皇后姓萧，小名观音;北周宇字文护的哥哥字文导，小名菩萨;杨津字罗汉。
身为君主崇佛也不乏其例，清世宗(1723-1735年在位)就是同佛教关系极为密切的一位皇帝。他自号“圆明居士”，又称“破尘居士”，他曾作一首题为《自疑》的诗，曰：“谁道空门最上乘，谩言白日可飞升。垂裳宇内一闲客，不衲人间个野僧。”末一句是说自己是不着僧服的野僧，无有闲暇地为众生奔走四方，也就是说把自己打扮成在家的为臣民谋利益的佛爷皇帝。
清世宗在青年时不但有替僧(即雇了人代他出家)，而且在登上皇位后还自称“释主”。1727年，发生了所谓黄河清的祥瑞，朝臣称贺，蒙古王公也要求诵经祈福。清世宗说，若蒙古地区因做佛事而人畜兴旺，是受我之赐，“朕亦即是释主”，当然应当允许，并加以资助。在这里，他已不是一般的比作佛徒，而是自称教主了。在他统治的末年，于宫中举行法会，讲 说佛法，供佛施僧，虽远不及梁武帝三次舍身出家，但确是在家修道的佛徒。
佛教教职的称谓之一的“居士”，是指在家的男女佛教徒。他们虽不削发不出家，但要办理“三皈依”手续，遵守“五戒”，经常参加佛事活动。受佛教的影响，文人的别号也常用“居士”。“居士”为梵文“家主”的音译，在佛教用语中，“家主”是指在家佛教徒中受过规诫教育的人。
元代篆书大师吾丘衍，又作吾衍，字子行，号竹房、竹素，时题布衣道士、贞白居士或贞白处士。处士，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。道士，道教徒。
明末的傅山15岁补秀才，20岁熟读《文选》，研究诸子、诸史、练习书法。他关心国家大事，在作文中曾写道：“念我弱冠年，命艺少旧袭。塾题试致身，满臆河山疲。……”
1944年，傅山满怀亡国之恨出家为道士，黄冠朱衣，自号“朱衣道人”、“酒肉道人”、“石道人”，开始了他40年的后半生。北宋诗人黄庭坚游览了三祖山山谷寺的石牛洞，那里的风景使他神往，于是他取山谷寺名作自己的别号，自称“山谷道人”。“道人”，对道士的尊称，古代也称佛教徒为道人。
作家唐騪出身于农民家庭，每代人都按族谱取名。唐騪这一代属“端”字辈，进小学时老师给他取名为“唐端毅”。唐騪读了几本古书之后，觉得这个名字像是身后的谥法，因为“江左三大家”之一的清初诗人龚鼎孳死后被封为“龚端毅公”。一次暑假，唐騪和祖母一起到寺庙进香，这里的住持净戒和尚颇通文墨，唐騪便把自己的苦恼说给他听。热心的净戒和尚当即查阅了不少书籍，反复琢磨，才定名为“騪”。《说文》释曰：“騪，弓衣也。”唐騪想道：这个和尚很有意思，他要我把大弓放进口袋去，不用武器;出家人与世无争，要求不露锋芒，不动杀机，也是理所当然的吧。
近代作家苏曼殊(1884-1918年)，解放前曾经蜚声海内，誉满文坛，甚至出现过“曼殊热”(鲁迅语)的盛况，可见其受人欢迎。苏曼殊，原名戬，字子谷，曼殊是他出家以后自取的法号。此外，他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，还使用过40多个其他别号，如燕子山僧、南国行人等。
李叔同是位传奇式的人物，他一生屡屡改名易字，使用过的笔名多达200余个。李幼名成蹊，学名文涛，字叔同，又号漱筒。1905年母亲逝世后，改哀公;东渡日本留学时，改名岸，字息霜，又字息翁;1916年准备出家在杭州虎跑寺试验断食后，身感轻快舒爽，犹如脱胎换骨一般，取老子“能婴儿乎”之意，又改名婴。直到1919年在杭州定慧寺披剃出家，法名演音，字弘一，沿用终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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